谈善经济的研究，要回溯我在北大读博士班的时候，我写的论文就是从利他的思想来探讨人类经济历史的活动。通过我们的历史，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其实几百年中人类以共同的智慧跟努力，以及各种预防对抗所产生的结晶。

如果探索善经济的源头，那么应该是有两个面向。我长期从事慈济慈善工作的时候，看到很多企业家的心从自利转向给他。其实与其经济活动先破坏了环境，造成社会贫富不均，再用慈善去补偿，不如从源头上以利他的方式来从事经济。

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分配人们的利益，最后达到最大的公共利益。但他的理想在这几百年当中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他的这种想法要回溯到300年前，那个时候欧洲有三个权：海权、王权跟教权，战争可以带来领土增值，但有一个场域不增值，就是商业。跟亚当斯密同时期的伏尔泰就说，在伦敦交流所里面，不管是基督教的、穆斯林、天主教的、犹太教的、印度教的还是中国人坐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平等对待彼此，只要基于互益互利互信，每一个人都没有争执，都不会因为宗教文化而有不同的对待。所以亚当斯密说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会创造最大的公益。

可是到19世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大家要把剩余价值做更好的分配，不能完全集中在资本家手上。但他的手段是用武力来改变，西方的思维很喜欢用恶达到善，用武力来达到均等。

后来，德国的大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其实资本家是有使命的。对基督教的资本家来说，他通过财富的累积能够荣耀上帝，要谨守上帝的纪律，所以像洛克菲勒有钱之后为了荣耀上帝，要回馈社会，开始做慈善。还有比尔盖茨、巴塔哥尼亚等，基督思想赋予资本家一种神圣的使命。

但熊皮特跳出来说不是这样，真正掌握资本的，不是企业家，不是资本家，是专业人士。随着工业革命分工越来越细，越需要专业的官僚来管理，所以是专业官僚掌握经济资本，所以他提出社会民主这样的一个概念。

到了哈耶克，他认为根本政府完全不要管，要松绑。有人说他这样的思维很好，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可是也有人批评他，后来奥地利整个财政几乎要崩溃，就因为过度地松绑。

凯因斯很中道，他去修正说，当财富不平等的时候，政府是要介入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思维，扩大政府内需创造了当时美国的经济荣景。还有邓小平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大陆的繁荣，在台湾的蒋经国先生也是用扩大内需十大建设来带动当时1960年代台湾的经济。

这套方法很成功，可也不是绝对的。最近很多美国学者政治家都说，美国的财富差距已经过度拉大了，三大富豪财富总和等于其他美国人的49%。所以1980年代，哲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新的时代要由具有社会理想的人来改造，可能是NGO领导人，也可能是很有创意的社会企业家。到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慢慢地西方的视角转向了经济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价值，符合环境的价值，而不是只有资本的价值。

那么经济的理想在哪里？是只为了赚钱，还是更好地为社会的利他，为环境的利他来努力？后来就出现很多的NGO团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所罗门教授，在2007年到2009年做的研究显示，美国 NGO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7%，在加拿大、日本也是这样的比例，在欧洲各国也有5%之多NGO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但是在近年的发展中我们更知道，打通商业和公益的影响力投资可以调动的庞大资本远远大于公益组织的资本来进行社会改革，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创造永续营收，这就是利己跟利他逐渐融合的象征。

从中国的哲学来看，善经济是利他和合，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曰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在目前庞大的工业跟社会变化情况下，当代企业领导人的一个关键，就是协同来解决当代各种经济造成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正视的。稍后圆桌派我再来阐述这一点，谢谢！

我曾经是企业的经营者，现在又是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我就从两个分这两个角度跟大家去分享。

谈到善经济，我认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义利观。利是人的生存本能，是欲望的延伸，是本我；而义是更高的追求，是超我，是利他。利是向外求的，义是向内求的。

从我们国家来说，2000年前孔子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1000多年前，我们的程朱理学，宁波的朱熹，包括浙东学派，就讲到异地监管、以善为本的概念。再近一点就是100年前的张謇，他的仁爱济人、财为天下、慈善为本等等，这些观念都有善的理念。

再比如我们从国际上说，叫企业社会责任。1999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该协议号召企业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等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单单是要给股东回报，还得考虑对环境、对社会、对政府、对客户、对员工其他几个方面关系的平衡。

现在这个概念又升级了，2004年ESG被提出，从环境、社会、治理这三个维度去考量企业发展。我们中国也在跟进，我带领企业在2007年发了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当时发布报告的寥寥无几。到现在其实也不多，现在国内4700多家的上市公司在发社会责任报告的还不到1/3。

再后来，2016年联合国提出SDGs17项发展目标，这个指标有169项的细项，我理解这就是善经济的一个框架。

接下讲讲我在做企业的时候，怎么设立善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最近的几十年，发展是硬道理，从一味的追求发展，到后来这有质量地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我们来说，在2007年发布责任报告时就启动了企业的冠名慈善基金，我们在当地做了一个额度最大的、每年递增2000万的冠名基金，做了4年到8,000万为止。到2011年，我们感觉还可以再进一步，董事会决定捐一个亿成立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

2015年我们又支持成立了一个公募基金会，就是宁波善园公益基金会。我感觉这个过程是一直在一步步往前推进，从当时跟我们业务相关的农业、农村、农民，到现在关注急难救助，慈善文化倡导和影响投资三大领域，这是非常一个递进的过程。

从我内心来说，做社会责任也好，做以善为本的经济也好，也是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功利性到自觉的过程。

我们做公益组织也是一样的，当时我们有1000多号员工，每年总会有人生病或家里有什么事情去捐助，慢慢从员工扩展到客户、社会，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宁波有句古话叫“做善事从身边做起，再慢慢向外扩散”，这句老话非常符合这个过程。

我是如此，相信我们的企业家也是如此，从2008年公益元年开始，我们大家就参与到社会的公益慈善，义为利先、义利兼顾的概念慢慢就形成了。那么作为非营利组织，在现在的形势下该做什么，有哪些机遇？我也分享一下。

其实在倡导善经济的过程中，也给非营利组织带来了一片蓝海。从二十大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信息，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有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有三次分配等等。作为非营利组织，我们有很大的空间，这里结合我在美国的一些观察学习的内容来分享。

第一，要提升服务意识。非营利组织要去服务好你的客户群体，这包括捐赠人、受助人，也包括我们要想推动的影响投资、文化倡导等领域的群体。

比如从捐赠企业来说，可以从一个点扩展为一条线。重点要对金融企业、上市公司作为重点来考虑。他们条件比较好，也有这种意识，而且本来金融证券部门就有要求。所以要从几个捐赠企业的点，把它连接一条线，那就百花齐放了。

第二，专业度要提升，科技感要提升。这10年管理非营利组织下来以后，我感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以为只要做好事，把钱发出去就可以了，没想到我们的工作比赚钱还难一点，社会公众要求太高了，对规范度、透明度要求很高，所以专业性很重要。

再说到科技，现在想想，如果没有互联网，就没办法跨洋开会。我们基金会每年的捐赠人有400多万人次，线下根本不可能完成，必须要依靠科技。跟科技融合，用科技力量来改善服务的提升是很重要的内容。

第三，要拓展服务的空间。从两个方面，线上和线下出发。我们在做慈善文化倡导，这就需要很多的场景。我们在善园里面搞活动，中秋、端午、重阳等节日都邀请大家进来感受。我们还在宁波的公共场所比如机场、地铁站、商场等捐赠公共钢琴，让大家感受慈善文化。

|善园公益基金会 公共钢琴公益计划

我们有个口号，让行善结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如果每个人都有行善的生活习惯了，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很美好。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整体上来说，我们目前普遍都拥有了更长的寿命，科技的发展也让生活看起来更加高效、更加便利。

我们正在进入太空，我们文明的进化趋势越来越迅速。从人类第一次出现在东非大裂谷的20多万年以来，现在应该是到了文明进化最为迅速的一个阶段，但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挑战。我们的影响已经从人类社会本身溢出，深刻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我这几天在街上走着，就发现环保主义者已经无处不在，在上海去买一个冰淇淋是燕麦的地球冰淇淋，我们做意识消费，就去选择可持续的原材料去生产汽车的座椅，或是来做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在不断改变。

我们在参与善经济的过程中，更多是去支持社会创新。我们认为社会创新提供了一种差异化的文明进化基因，可能在短时间里，是我们人类在表达自我看法的一种主动性的文明基因变异。社会问题是求变的灵感来源，而社会创新行动就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系统和行为模式，在此之上它会形成一种生态，再去滋生社会创新的多样性、规模化，使它繁衍，直到达到群体性的共识，并且推动社会的系统性改变。

所以社会创新、善经济，是人类社会文明演绎的动力。我们这些年做影响力投资，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尝试去学习和理解社会创新这样的一种生态，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样的，在理解价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帮助他们价值。

|乌旸丹丹在2020杭州（国际）影响力投资大会做分享

现在我们的理解是，首先社会创新是多维的。就像刚才陈耀芳老师讲的，首先我们要有本我的价值，其次我们要去追求一个超我的、改变世界的、利他的生态价值，在此之上可能还有文明启蒙的价值。

目前，影响力投资和社会创新的新生态价值体系都类似于艺术品的价值生态。影响力投资人就像是藏家，可能是在很小的圈子里面，像在画廊组或者拍卖行，在交易社会创新的行动主体的价值观和影响力投资的价值观，他们相互印证、互动和推进。

但是这种方式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成本巨大。它的交易成本、操作成本、资金成本，甚至时间成本都是巨大的，它还是一个比较精品化的游戏。

我们目前在这几年在做的事情是，希望把这样一个艺术品类的投资变成一个人人能够参与的社会创新保证金，让它在撬动社会价值中具有杠杆效应。我们就是利用科技的方法，用 Web3.0，也包括一些贡献者经济体系中的新平台，让遭遇问题的人能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让大家都能够共同参与，让大家成为专家，让大家来共同受益，去做这样一种新型的影响力投资。

这是我们当前在这几年实践中，目前探索的这个行业的一种创新和解决方案。我跟何老师一样，喜欢泰戈尔的诗，有一句是“生命因了世界的要求，得到了他的资产，因了爱的要求，得到了他的价值。”

我们希望社会创新、影响力投资、善经济，都能成为一个“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爱这个世界”的一个行动剧场。希望在后面的交流中，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火花，谢谢！

我想今天的分享交流，能不能改变或影响到很多人我们不知道，但可以尽量把思考和实践分享出来，每个人都发出一点点光和热，能够影响到一小部分人，也算是有了价值。

作为都市快报这样的媒体机构，以及作为杭州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这样一个平台机构，我们是尽力去推动生态有一些进步。

作为媒体机构来讲，社会问题其实是非常庞杂的，我们去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机构，包括社会组织、志愿者甚至一些企业也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在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方法和专业性非常重要，但很多社会组织是非常缺乏的。

解决社会问题需要用很多工具、很多杠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媒体，我们从路边鼓掌的人，开始落地做一些事情。在过去20年当中，我们发起和参与了非常具体的项目，包括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长腿叔叔项目，还有帮助乡村老人、关注环境等各个领域的项目。

我们从项目发起、设计，然后筹款、实践全部都做。但后来我们想，自己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社会问题会不断出现，那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有影响的方法去做？去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

所以当时我们去了深圳、北京、成都等国内在这些领域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去学习，深刻地感知到了金融和资本的力量，它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可以起到非常强劲的后续推动力。

在2019年的时候，我也像今天陈耀芳总一样，去了美国西雅图、旧金山等地去考察学习他们的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如何去跟推动社会变革来做结合。我们考察了盖茨基金会、谷歌、富达基金等，他们的很多工具和做法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 2019姜贤去往美国访学 图为与罗素家族慈善基金会交流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工具跟方法其实在我们中国，在浙江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块试验田。因为浙江在倡导高质量发展，现在又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同时也在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尤其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城乡的差异也相对较小，从各个角度来讲，这里很适合来做这些方面的一些实践。

所以在2019年，我们就做了第一届杭州（国际）影响力投资大会。2020年我们又去全国各地拜访了很多的影响力投资相关机构，以及他们所投的项目，还有他们背后的 LP等。

我们开始深刻思考，那么多的企业家、财富家族，他们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一些更加有效的、可持续的事情呢？当时我们和浙商总会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一起，开始对整个浙江的企业家做了系列访谈和学习，这个系列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浙商公益进化史”，从价值观跟方法论两条路径来访问，去跟他们去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家或者家族如何跟社会责任、家族传承起到关联。

我们发现，在2019年的时候，大部分企业家的思考相比原来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到现在，三、四年过去，整个外部环境、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大家的认知也会有一些变化。

|2020杭州（国际）影响力投资大会现场

比如从CSR到ESG，框架更加清晰，衡量和评估的方法更完善了，当然这个过程我相信是非常漫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善经济可能是一个可以把这些都融入进去的大框架。

所以2022我们升级为“发现·善经济”大会，做善经济创新模式发现之旅，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他们在实践自身的价值跟整个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案例。

这些案例第一是带来他们的实践方法，第二个也代表着案例的背后，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深度。理念当然很重要，但是案例可能更能够给公众，或者是给其他机构带来一些示范效应。包括2021年我们举办了捐赠人大会，这些都是推动善经济发展很好的抓手。

另外，我也在杭州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任执行会长，作为社会组织的平台，我们有70多家杭州和浙江的头部基金会，在做整体生态推动的过程当中，举办行业交流本身也是作为我们推动善经济非常有利的一种方法。

这次2022发现·善经济大会，希望寻找到30个不同领域的、跟善经济框架契合的、能够在不同维度来阐释善经济概念的案例。我们从案例角度出发，分为善科技、善环境、善艺术、善投资等方向来展示。这些案例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他们的实践主体有的是地方政府，有的是企业，也有的是基金会，还有一些社会组织。我们也希望在听到我们分享后，大家身边如果有特别好的案例，欢迎推荐给我们，给全世界带来更多启发。

其实全球各地大家对于创新的视野是非常宽的，杭基会有一个不断更新的“全球视野”案例集，只要是与公益慈善领域相关的最新案例，就直接把它翻译过来，现在我们已经出了一本小册子，这些案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前面丹丹讲到，现在社会创新需要不同的人参与进来，这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那么新在什么地方？新的模式、新的场景、新的领域，以及新的理念，这是我们创新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创造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价值，这个是我对社会创新的一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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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芳：今天我们谈善经济，近一段我在美国访学，有一些感触。其实中国也有善经济理念，但是东方思维是很模糊的概念，而西方会把它量化为指标。

比如我们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和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会就参照了SGS标准来规范治理，以12个维度99个标准来衡量，这样就很有方向。

|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和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会获得SGS认证

我们要把这种逻辑严密的体系，跟东方的传统结合好，再去服务我们的客户，也就是捐赠人，我感觉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何日生：刚刚陈总提到有关于西方的思维跟我们中国文化的不同，的确，西方擅长把一个想法变成模式，他可以具体去实现去复制，而我们中国文化的组织治理，是手把手、心对心的一种传达。

模式这个东西是很好，但我研究发现他其实寿命比较短，这个模式也不见得适合你。其实比较难的是从心出发，这样的一种思想模式是不是也能够缔造成功呢？我以自身的经验来说，我在慈济基金会20年了，现在慈济基金会在128个国家和地区做慈善，我相信慈济所遵循的不是模式，是慈悲心，无所求去付出，不止无所求，付出后还要感恩。把天下人都当做是一家人，这是儒家跟佛教思想的融合

现在很多西方大学的顶尖的学者正在研究慈济，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赫曼·李奥纳教授(Prof. Herman Leonard)在2009年特地到台湾来拜访慈济，做了10年研究。2011年，他请我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做一场专题讲解，讲慈济以信念来领导，用爱来做管理。

李奥纳教授说这些哈佛大学商管的顶尖学生，其实听到的都是竞争、利润，竞争才能创新，利润才能够鼓励大家愿意往前奋斗。但慈悲心也有创造力。比如大爱感恩科技公司，他们把回收的塑料瓶变成毛毯、变成1000种产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灾难中捐赠物资，把利润捐赠给慈济，它是一个社会企业。

在这么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里，什么能以不变应万变？唯有从信念出发。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想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如果每一个领导人到工作者都有为世界解决问题的信念，大家会想出各种模式来应变、来解决、来超越，这是从心里出发。

作为一个公司来讲，我是觉得如果是“自我救赎”，各有各道。怎么形成一个团体，说它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使命、愿景是必须的，就是这一群人，你们的价值、使命和愿景得合在一起，才是你们待在一块儿的意义。所以，我是觉得巴塔哥尼亚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它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实现的目的是供应商、员工、还有客户，每个人都得到“救赎”。

乌旸丹丹：何老师的分享我体会很深刻，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这么多年都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开放的环境中，尤其在上海。昨天晚上我看一个城市考古的展览，其实在1920年的时候，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比现在还开放。我们现在从事ESG、影响力投资，虽然这是一个西方概念，但实际上它是和我们中国东方和合思想的融合，所以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受益的。

我在观察社会企业、公益组织是怎么实现自己价值的，比如他们怎么能持续成长，延续扩大规模，怎么能持续保持行动的力量？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的主体性会被消耗、被扑灭，甚至会消失？如何能产生新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时常在实践中会问到自己的问题。

我们从小学习的就是只有让外部环境受益、让他人受益，不自生故能长生。我们让企业的行动和产品在一出生的时候就要出圈，而不能是在自己小小的生态中，这样就没有办法令环境受益，即使能够生存下来也没有办法长期延续。所以我们在认识自然和生命的过程中，要在让外部受益中实现永生。

陈耀芳：我想谈谈最近在美国访学的一些收获，我关注了几个方面的动向，慈善信托、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专业能力提升。

我跟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以及纽约的信托基金交流后，感觉跟我原来理解不一样。比如我们慈善法出台后，当时因为我还在做金融，我就感觉不对。因为慈善信托是慈善组织也可以做、金融机构也可以做，法律很清楚。但我的理解是慈善组织做不了，金融机构也做不了。

为什么？因为慈善组织一般没有强大的团队，也没有几百亿的资产，前中后台的分析都做不了。如果是金融企业比如信托公司去做也有问题，信托公司没有接受捐赠的资格，他也不了解慈善怎么做，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所以当时慈善法公布以后，我们就创新了双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我们作为慈善组织，是慈善业务的委托人，万向信托作为信托公司，是信托业务的受托人，这是全国第一单。

我这次来美国就很关心很关注这个方面，像纽约的信托基金，48个人管了30多亿美金资产，服务纽约5大区的社会组织。他们怎么服务的呢？慈善信托可以正常设立，做保值增值，当委托人有需求时，比如要服务教育、医疗、困难人群等，五大区的社会组织可以来申请，信托公司和委托人沟通后进行拨款和服务。

这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法律本来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在理解过程中间可能有偏差。其实信托是一个法律行为，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为了金融业务。

另外比如影响力投资，我去拜访了全球影响力网络GIIN，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全球影响力投资大会，但中国大陆很少有代表参加，我觉得这样的会议会让我们脑洞大开。

我们还和全美中国研究协会的同仁交流，他们做了社会工作者能力提升的论坛。其实经济发展以后，其他都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去服务。虽然我们国内也有社工证考试，但更具体的课程还是需要的。我和协会的同仁交流，如果有可能可以设计一些好的课程，对我们国内非营利组织的核心员工进行提升。

中美因为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多交流沟通是提升自身能力和思维很好的路径。专业提升很重要，我前面说到目前我们善园公益基金会要提升捐赠人服务能力，也要提升服务范围，从点到线再到面，拓展更多上市公司。我们就可以从帮助他们打造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

姜贤正：陈总讲到慈善信托，我想回应一下，杭州现在正在重点推动这个事情。目前，杭州正在制定“构建新型慈善体系”的工作，慈善信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近期，政府、信托机构以及慈善组织正在各地交流，期待浙江再出新的创新案例。

乌旸丹丹：陈老师刚才提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我主要的观察来自于我们投资和研究的这些企业，他们已经开花了，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这几年中，他们很多产品和解决方案都进入了大公司。

企业的ESG和CSR是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商业化平台，比如在新员工在进入企业的时候有入职培训，很多都是外地人，他们可以去做这个城市考古的培训，看看上海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而以前可能只是了解我公司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这是社会创新的企业在做的事，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一个新的环境和人生阶段。

再比如另一个我们投的应急救援的社会企业，他们的客户可能是企业的工会，也可能是市场部门，还可能是企业的公益组织，它体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产品承接力，而在前几年就没有这么强烈的趋势。还有联谛信息无障碍，为企业提供无障碍融合解决方案。还有Ladies Who Tech，他们为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微软、华为等提供女性的程序员和女性的AI工程师。

|Ladies Who Tech 2022年度大会第三场峰会暨首届大湾区科技女性峰会

他们正在还原世界本来的样子，他们设计出的产品更像一个真实世界。我们投出的这些企业，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结构性变化中一个趋势性的亮点。他们就是新的明灯，最有吸引力的投资价值的代表。我们能做的就是支持他们，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评估他们现在的 ESG水平，给他们提供咨询和解决方案。

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定性问题，企业做捐赠，用更少的纸，让更多女性和多元人群进入董事会，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业模式。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企业真正用特长和优势去服务大众，比如一个制造企业，他的服务的方向如果是做医院或是建学校就没有用到自己的特长。所以我们是希望企业把自己的优势变成有社会影响力的商业模式，自然而然地输出社会公共利益。

还有一个定量的问题，那就是企业的目标是什么？比如我们和另外一家影响力投资基金，一起给一个被投企业邀请德国的专业ESG咨询公司，给他们做了将近10个月的完整解决方案。从公司董事会的席位设置，到CEO的KPI考评，到员工的工作手册，到企业的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是非常享受的，但是也是非常艰难的。可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训练，在他的基因中就做了更新，这同时也是我们在履行自己影响力投资责任的一部分。

这些是我在这些年一线工作中特别大的体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加速企业的自旋，它像一个原子，拼命地释放它的自我本体性，但是它连接世界更加需要的是网络效应，需要提供粒子加速器，它才能够迅速降低改变世界的系统性成本。

我喜欢数学家和哲学家欧拉，他有一个欧拉公式，以自然对数的e作为底数，然后用圆周率π和i这个虚数作为幂，这就像社会创新一样，它带有深深的人类创造的印记，因为它有i这个虚数代表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π代表着不断创新和无止境的、周而复始的运动，自然对数的底e就是所服务的人群。

欧拉认为这样的一个值等于-1，-1+1=0这个就是欧拉公式，它就更加隐喻了社会创新主体如何融入现实社会，并且推动文明启蒙的周而复式的过程。

何日生：谈到变化和创新，近些年我们正在经历巨大的结构性改变。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和哈佛大学安格尔教授不断提出，未来可能大量的财富会集中在少数掌握知识、经济的人手上，那个时候人类怎么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解决这么庞大的结构性改变呢？我认为只有协同。中央到地方协同，公私协同，在系统的困难要进行协商。他们提出三个协商share value（共享价值）、share resources（共享资源，模式组合）、share result（共享成果），只有大家的模式共同合在一起，心要打开，才能够协商共事。我们可以用中和、保和、太和三个中国哲学来看待当代很重要的协同治理，没有人能够单独面对这么庞大的人类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型。

中国传统哲学中还提到道、法、术，模式是术，执行步骤是法，而道是信念。我们从信念出发，提炼成价值，然后开始进行各种模式的探索，这样一个框架有更大的格局。

过去这么多年，我不断在寻求善经济合作的平台，贤正兄协同打造的2022发现·善经济成为一个契机，能够做成非常不容易。一些资深的财经教授跟我说，我们一起来开善经济的课，这个合力在慢慢形成。

姜贤正：我很赞同大家刚才讲的，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用技术、用科技让各种力量结合起来。就算是在影响力投资这么一个非常窄的框架里面，其实也可以出现非常酷的公司。我觉得小草资本就很酷，做了很多有非常独到视角的投资。同时我觉得资本的背后真正让它有活力有价值的，还是要赋予它生命，赋予它人文的东西。

何老师讲到三个share，让东西方的技术、模式等可量化的思维，和东方的价值做结合，从经济资本到社会资本再到心灵资本。我觉得善经济还是要用心灵资本的力量去散发更多的力量。

陈总讲到的很多对未来的思考，还有之后想做的一些事情我听了感到很振奋，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做更深度的合作，我们也可以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出去交流，走去这次大会案例的所在城市，和他们进行面对面交流。

我想我们四位有个特点，我们不仅仅是观察者、表达者，其实更多的是思考者和实践者。我们做了很多事，不管这个事情是大还是小，我们不太会过分迷恋或迷信某一种理论、某一种模式，实践可能才是有最有效的。

2022发现·善经济是创新模式的大会，我们想把已经实践过的结果分享share result，再倒回去思考，打破壁垒share resource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然后再往上share value。

| 2022发现·善经济大会现场

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这些诗意的想法一定会推动社会进步。听起来好像很虚，其实这是我们内心的动力，这让我们能够不断去做一些看起来很艰难，且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事情。

很开心今天和大家分析探讨了何为善经济，接下来善经济圆桌派会从ESG、影响力投资、慈善信托等角度做专场。这些分享交流都是善经济创新模式发现之旅的过程，希望整个世界慢慢朝好的方向发展，用我们自己内心的确定性去抵抗世界的不确定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