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人大会 | 徐永光总结：假如十年前要开这个会，我是不支持的；现在碰到了最好的时机

非常高兴，首届中国（杭州）捐赠人大会就要结束了。捐赠人大会在中国是第一次，在国外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听说过，这次大会就是史上第一个以捐赠人为核心的大会。对捐赠人大会从创意到召开，我一直都很支持。

贤正（大会发起人之一、都市快报副总编、杭州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大概是两年前就跟我说要开这么一个捐赠人大会，我说，好啊。但是后来疫情就来了。今天召开大会，恰恰又碰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今年党中央提出要把第一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起来，作为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样的话，第三次分配也就是说公益捐赠，已经不再是公益圈里面的自娱自乐的一个话题，已经破圈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假如说十年前要开这个会，我是不支持的。当时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要到中国来劝捐。我听说以后，当天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富人不急于学美国富人捐财产》。本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要跟我对话，我说你先看我的文章，看了我的文章他就不对话了，而且他翻译成了英文给了比尔·盖茨，我觉得对于盖茨后来调整对中国的话题起了作用。他原来是劝富人要捐出一半的财产，开座谈会，最后他就是说交流交流，不是劝捐了。

当年很有意思，我看到宗庆后先生的态度非常清晰，当时他也是受邀请的，但没有到会。宗先生说：“我现在就是把我的企业做好，我把企业做好了，可以解决更多的人就业，我到贫困地区建厂就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我要给国家多交税，多解决就业，这就是最大的慈善。”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今天我认为依然如此。我为什么把这个话题先开头讲呢？我认为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提出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误读，说是不是要劫富济贫了？有些企业就很慌。

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马上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先生就第三次分配问题传达了中央的声音。他说：把企业办好，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共同富裕的正道。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是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他还说了“ 杀富致贫”，这个话就很重了，“ 杀富致贫”的后果就是共同贫困，而不是共同富裕。他特别强调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千万不要误解贤正和有关几个机构共同举办的捐赠人大会就是要让大家捐钱、盲目地捐钱，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一直说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先当好企业家，再当慈善家，慈善组织也不要总盯着企业要钱，现在企业的捐款在全部捐款的一半以上，这也不正常。美国的企业捐赠只占捐赠总额的5%不到，因为企业的钱是做第一次分配的本钱，是为第二次分配造血，咱们不能釜底抽薪。今天江宇厅长也讲了人人公益的重要价值，这个是非常对的。

刘忠祥副会长讲了慈善传统，同时强调现代慈善重在寻找造成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源，用创新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我想这些都是捐赠人大会的重要的目标。今天我看到亮相的捐赠人包含了可以说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慈善模式，也包括走在慈善捐赠创新前沿的、与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创新相比毫不逊色的模式，非常好。

下面我谈4点想法。第一，捐赠的价值。捐赠和捐赠资金的有效使用，它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还创造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理论上讲叫做“社会资本”。何日生先生也谈到了慈悲、利他的心灵资本，实际上这个就是慈善给我们社会创造的最大价值。一笔捐款在流动当中，这种社会资本不断地在放大。当然慈善捐赠、捐款的不当使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它不会增加我们的社会资本，它会损害社会。

在100多年前卡耐基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今富人的罪恶不在于他们吝啬，而在于他们滥行布施。他说吝啬不是罪过，但是滥行布施是罪过，它会养懒。还有作为捐赠人，还要遵循慈善的基本伦理，如果你不按照慈善的基本伦理来搞捐赠，那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也会给社会带来破坏的作用。比如说对捐赠人、受助人的权利不尊重，使受助人陷入一种困境，或者是损失受助人的个人尊严来满足捐赠人的要求，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当年我就批判陈光标是“暴力慈善”。

除了对受助人的尊重，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把受助人看成是慈善资源的消费者，这里面可以用得上一个理论，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一个理论——消费者主权。在捐赠活动中，受助人往往没有选择权，你给他，他只能接受，所以有时候的捐赠是很粗暴的，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我就把钱给你。我们的捐赠人和我们公益机构经常犯的一个毛病，是我经常讲的叫做“情怀最伟大，过程很享受，结果不重要”。这样整个公益捐赠实际上是满足了自己的情怀，但是并没有真正去解决社会问题，甚至造成了受助人的伤害。那么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捐赠的价值。

第二讲捐赠人的权利，我早就讲捐赠人有六大权利，对六大权利的了解和运用，这对于整个慈善捐赠的顺利、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捐赠人有哪六大权利？第一个是捐和不捐的权利，也就是捐赠必须是自愿的，我可以不捐，这是我的权利，这个权利一定要守住，否则的话有可能会乱。第二，选择受捐机构的权利，我要把捐款捐到哪个机构。第三是我有选择这笔捐款用于什么项目的权利。第四，我还可以参与进来，刚才公益捐赠圈所介绍的捐赠人自己来做项目，我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也就是说我的捐款我来花，这个参与是慈善捐赠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式。第五，有监督慈善组织使用捐款的权利。第六，有要求慈善机构开具捐赠发票去享受税前扣除的权利。六大权利要用好，非常重要。非常高兴今天看到《中国捐赠人法律合规指引（V1.0）》发布，这也是填补空白，非常好。今天没有时间来解读，希望以后继续来讨论、解读、传播。

第三，捐赠人的责任，解决公益慈善的信任痛点，重拾社会信任，我认为是当下捐赠人最迫切的责任。今天中国慈善的痛点不是说缺钱，绝对不是，而是信任危机。可以说在政府、市场和公益慈善三个部门，我们拿给公众来评说，我感觉最缺少信任的是公益慈善。这里面有各种因素造成的，因为我们现在公益慈善给人们展现的好多东西有点变味，一个是募捐，好多就是有权力进来搞摊派、变相摊派，《慈善法》是明令禁止，而且要罚款的，但是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在做。还有一个我们树立的慈善形象，有陈光标这样的人成了楷模——“中国首善”。还有媒体又回赠了一个郭美美，这主要是媒体回赠给中国红十字会的，其实郭美美根本没有花过红十字会一分钱，但是媒体就不依不饶，因为慈善不透明，红十字会的募捐不公开透明，所以公众不信任。

现在很多捐赠人们宁可把钱捐通过水滴筹、轻松筹这种公司的众筹直接把钱给到有困难的人，当然这也是我们捐赠人大会研究的一个部分，这一块如果做得好其实很有价值。昨天刚刚听了水滴筹介绍，在缙云，水滴筹和政府、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解决困难人群的筹款，直接精准地去解决贫困问题，我觉得这是把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结合起来的创新。现在互联网募捐搞了四五年，捐款总额不到几个公司和个人求助募捐的1/5，这是很惨的。这说明我们现在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存在着信任危机。

对于捐赠人来讲，要化解信任危机，既是权利也是责任。你的权利是什么？你在捐款的时候一定要行使你的选择权，不靠谱的（机构）你绝对不要给它捐款，你一定要监督你的善款是不是用好，这是你的权利，真正让慈善资源流向最靠谱的机构，最有效的机构。还有就是你的责任，你不仅捐款，你还应该参与公益，今天联劝介绍的公益圈，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的模式。

最后我就重点谈一下基金会在捐赠人话题当中的地位和责任。刚才听正猛讲了新湖慈善基金会，他今天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助人的位置上来讲，所谓受助人就是说他是作为基金会接受了企业的捐赠，它来用钱，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实际上新湖慈善基金会在推动扶贫这个过程当中，基金会又转换成了捐赠人，它也进行了有效的捐赠。

这样一个角色的转换实际上就是把公益的供应链打通了，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我一开始听了正猛讲这个模式，我就想到了供应链，想到了闭环，没想到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他说这个就叫章回小说，就是一个闭环的回路，我们心有灵犀了。基金会在公益的板块当中，它是一个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基金会要为社会创新进行风险投资，在国外叫做公益创投。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1913年成立的，成立的第一年他就在中国投资了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中国现代医学和医学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贡献。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投入，还为我们人类贡献了139个诺贝尔奖。我今天查了一下啊，我只要讲这个案例，我每次都要查，因为他们诺贝尔奖是年年在变化。我今天一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的芝加哥大学，主要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了，现在诺贝尔奖是100个。那么洛克菲勒大学主要是生物工程方面，今天已经是38个诺贝尔奖，还有他们有1个在缺粮国家做的粮食种植的农业援助项目，也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1个基金会为人类贡献了139个诺贝尔奖。

我们就要想一想清华北大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今天看到西湖教育基金会创办的西湖大学，这是一家创新型、研究型的大学。也许中国大学的第一个诺贝尔奖有可能落地在西湖大学，这是预祝。刚才大会请到硅谷湾区的专家，介绍硅谷千禧一代的捐赠，水平很高，非常好，是代表了慈善创新的潮流。11年前我是带非公募基金会代表团到硅谷参观社区基金会，看了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模式，代表团大家都惊呆了，这样怎么会有这样的基金会？后来我给他们总结，我说：“你们这家基金会简直就是一家慈善资产管理集团，是社会创新的机器，了不得。”

所以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捐赠领域，我们基金会的发展确实还是在初级阶段。我们也做对比，美国有10万家基金会， 90%以上是资助型的。因为美国的社区基金会只有700家，企业基金会才2000多家，其他都是家族基金会、私人基金会。而中国的8000多家基金会里资助型的不足1%，大多数基金会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像南都基金会这样定位资助行业发展的基金会，凤毛麟角，我们感到非常孤独。

今天也看到了万向信托。万向慈善信托是《慈善法》颁布以后出现的，是中国最大的也是运行非常有效的慈善信托的模式，当然就是一个捐赠模式了。作为一个慈善信托的捐赠人，非常优秀。今年4月我去看了万向信托在余杭青山村做的小水源地保护项目，很震撼，堪称通过社会创新推动乡村振兴的典范。而且我当场给他们算账，我说这是可复制的，完全可以在浙江做几千个。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它把一个Ⅳ类水质的饮水源水库经过3年改造变成了Ⅰ类水质，迎来了很多人到青山村生活，甚至在那里创业。

最后我对基金会还要提一点希望，就是基金会在公益的板块当中，不应该是荒漠中的胡杨林，而应该成为公益热带雨林中的苍天大树，成为公益供应链当中的资源输出者和创新引领者，为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公益公共品的提供承担责任。

陆波刚才讲的非常对，基金会在公益的整个生态、在整个公益供应链当中应该是资源的供给侧，这个判断非常正确。还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供大家来讨论，基金会，特别是私人基金会，实际上是接受了捐赠的资金，那么在接受捐赠资金的过程当中，享受了税收优惠，如果是企业捐赠12%可以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是25%，所以你的一个亿捐赠当中有2500万是政府的税收让渡，让税给你。那么这样的一个税收让渡，你的基金会就带有公共性和公共责任，这毋庸置疑。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道理，想说服我们基金会为公益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公益生态环境的投入，也就是说为公益提供公共品的服务，是每一家基金会都应该做的事情，希望基金会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为公益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承担一些责任。